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带藏乡学子“游”太空：有梦想，美好东西都能创造

[58] (二)非司法中心的宪法实施 在中国宪法观念史上，对新中国的主流宪法观念影响最大的是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法学说。

根据目前我国宪法学理论的通说，广义的宪法实施是指宪法规定的内容在实际生活中得以贯彻落实[1]。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反对党，对宪法问题的思考主要是批判性的。

后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如何建立新的宪法体制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首要任务。[32]代表人物有胡适、张佛泉。[69]迄今，我国主流宪法观念也将立法作为实施宪法的主要方式，通过完备的法律推动宪法实施被认为是宪法实施的一个重要经验。作者简介：翟国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根据彭真[11]的解释，宪法实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需要自觉地、严格地遵守宪法。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理论权威。[45]1〕940年2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召开了由1000多人参加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演讲《新民主主义宪政》。因为：（1）有的观点提出那句话中这一国家机构的说法，显然是文章把自己的误用结果放到了别人口中。

以最终直接消耗的经费支出数量和所占比例来度量国家机构的权力大小是可选择的办法之一，因为，权力的物质承担者归根结底是属国家机构所有的资财，这一点笔者早已做过证明。（2）国外权利克减只克减公众人物的部分民事权利，如名誉权、隐私权等，绝对不克减任何公民的刑事诉讼权利。如果《另》文表达的意思确实是本文引言概括的国家机关宪法不禁止皆可为，即主张国家机关尤其是代议机关可以做宪法不禁止的所有事情，那么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只能得出其作者缺乏或违背法学常识的结论。换句话说，其作者在所有场合的主张都是拆除限制权力的栏杆、放纵权力和压缩、减损公民基本权利，反对平等保护。

可是，《另》文在所有场合，都是检察官的自我定位。许多成文宪法国家在宪法实施过程中，遵循比例原则，但比例原则在采用这个原则的国家属于宪法原则，不是立法机关确定的，是宪法渊源之一。

1.分类是影响基本权利平等保护的重大的宪法问题。[15] 现行宪法摆在那里，它是我们民族公共生活从人治走向法治、从泛政治化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伟大里程碑。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在现行宪法眼中，没进入其列举名单的任何组织都不是《宪法》第62条所说的国家机构，宪法从来没承认它、也根本不认识这类组织。

对这个说法，笔者想弱弱地问一句：全世界哪个国家与内阁、最高法院平行的国家机关不是根据该国宪法设立的？2. 《另文》还写道说：全国人大是修改宪法的主体，其制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本身也具有宪法的性质，就是宪法性法律，与宪法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界限。本文前引有代表性的宪法学作品在这方面不过是确认一下上述常识和制度常规。（2）很大程度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会否定公民应享有的国家权力所有者权能，改变国家权力内部要素的比例结构。在今天的公共生活中，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应该坚持按宪法的规定办，不应抛开宪法的规定另搞有利于依据需要之类的标准。

可《另》文为了证成其观点，违背本应该有的宪法意识，同时不顾政治常识，提出上述论证。（八）曲解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以致不自觉地走到了其反面。

宪法性法律这个概念来自实行不成文宪法制度的英国，在那里，宪法性法律是不成文宪法的表现形式或构成因素。例如，《另》文在多处认定被批评者要求全国人大立法有明确宪法依据，并提出不能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宪法的明确依据就不制定法律。

中国有权修宪、释宪和做宪法解释的国家机关从来没有确认这个原则，中国监察立法不可能贯彻外国的宪法规则。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另》文因立足于违背法学常识的基点评说重大宪法学课题，导致全文基本论点、各分论点和相应的论证过程往往显得不符合法学常理，以致出现同我国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背道而驰等诸多问题的。[8] 参见童之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对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另》文仅在615字的一段话中，就有9处基本概念混淆、运用失当的地方。在代议民主制包括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或制宪机关制定宪法，通过宪法把一部分国家权力委托或授予代议机关和其它国家机关。

在美国，这样的判例形成的规则实际上是该国的宪法渊源之一。《另》文草案起草部门、提案主体的立场很清楚……如果以这个认识为出发点，那么草案有关留置措施等限制剥夺公职人员权利的规定，就不存在违宪问题。

《另》文作者以刑事追诉人或检察官的自我定位的心理流露最充分处，有这样一段话：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检察机关批准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这里的‘逮捕是有特定法律内涵的强制措施。（3）第三层次：机构、部门、机关。

直接民主的组织，如古希腊的人民大会，确实就等于人民本身，代议民主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等同于全国人民本身。同样，我国立法与解释解释宪法是两种分开的职权，在世界其他立宪国家也是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职权。

[5] 韩大元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我国宪法使用的上述三个层次的名词，进入宪法学领域就转化成了相应的学科概念，其中国家机构、国家机关是宪法学基本概念。宪法性法律这个名词确实一度在中国有个别学者提过，但早被弃用。《另》文写道：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国家机构，只要有利于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也有权立法设置。

宪法中如果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国家机构，再制定监察法，当然更好;宪法并没有禁止设立监察委员会或者类似监察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另外还有所谓立法的权利克减，须知这是外国的东西，在我国没有宪法效力，只是一种外来学说，在学理上可以谈，但正儿八经要求全国人大根据这个说法在监察立法大幅度克减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那就走得太远了。

各正常立宪国家都是这样实施宪法的，不允许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或者说超出范围按宪法属于违宪，应被认定为无效。但怎么取得宪法正当性呢？我国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般宪法根据，是《宪法》第51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它们两者原本不应该统一于一篇文章。笔者注意到，《另》文在《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公号发表后，读者的一些跟帖非常及时而恰当地指出了作者的说法违反常识之处。

（4）由于国家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机关权力趋于无限，上面三种损害宪法秩序的情况迟早会同时发生。[10]其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体的，特指现行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另》文写道：宪法没有规定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制定监察法，设立监察委员会，也不能认为就是违宪。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 从目前公布的《草案》来看，《草案》不仅缺乏宪法依据，在内容和立法技术上也存在着不足[1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能根据宪法关于特定国家机构的规定制定特定国家机构的法律，不能就宪法没有规定的新的国家机构制定法律，因而也无权做出设立新的、宪法没有规定的国家机关的决定。更重要的是，法学者、宪法学者遵循职业逻辑，还是国家、社会形成健全法治秩序和宪法秩序的要求。

《另》文在回顾了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不同文章中论及的人大制度内容后写道：回顾历史也可以发现，我们对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究竟要设哪些国家机构，在认识和实践中，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又如《宪法》第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宪法是通过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可这缓和不了作者言论违反宪法学者职业逻辑的性质。